SHALL WE TALK

一年前的现在，我在北京。一切前途未卜，而今谜底揭晓，自然会有些许的感慨。那就还是写点什么吧，在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

听到北京颂歌里的那句北京啊北京，心里不免苦涩了一下。我想，很多事情将随之而改变。

如今在学校里，很多时候会觉得无味。没有真正可交流的对象，没有什么可令我真正兴奋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必须处理好的关系，必须搞好的成绩，必须做好的工作。

我希望，今年我可以尽力做好每件事。勤奋再勤奋。既然要做，就用心去做。不懈怠，不妥协，不折腾。这是写给我2012年的唯一一句话。

 

昨晚和RY师一起到凌晨两点半才散。早上七点才睡。中午吃了回锅肉饭，买了瓶可口可乐无糖，赶到苏州街上地铁10号线。从第二站坐到倒数最末几站。换乘974公交车还算顺利，但堵车时已经迟到。下午三点的讲座，陈丹青，“十年写作”。

 

赶到的时候门口挤满了人，会场之门已锁。在大伙的合力下，总算引起了有关LD的重视，放了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正讲到他的写作，还算没把精彩的部分错过。谈木心对他的影响，谈他受邀的文字，从音乐，城市，教育，再到我最感兴趣的鲁迅，还有最近的民国。陈丹青的文字，以及他日常的言语，都很有鲁迅的味道。简洁，明了，有力，幽默，机智，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最为欠缺的。也难怪他喜欢鲁迅，喜欢韩寒，喜欢美国人言语中的简短而生动。听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只可惜没有做笔记，但也正是乐在其中，并无遗憾。

 

陈丹青与鲁迅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都很不把自己当回事，鲁迅回绝NOBEL奖早已是件有据可查的案子了，他甚而将自己的著作署上周作人的名字，把自己的手稿随便处理（以至有人在卖油条的时候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译《死魂灵》的手稿），诸如此类，可以举出很多，他的总不把自己当回事，并非假谦虚，或者不自信，而是一种真正的平和，早不把声名虚荣当回事。但凡牛逼之人都如此吧。说了那么多鲁迅，该说陈丹青了。他总是把“不要脸”挂在嘴边，自己谈什么什么不要脸，自己怎么怎么不要脸，如此等等，大概姿态是很健康的，而对于自己也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有人想看他的画展，他答道看不看都无所谓的。有人问他与鲁迅比如何，他答差的太远了，举出一点，鲁迅写文章，手稿上几乎很少有改动，这是很少人能做到的，要有很好的古文底子。他也极为推崇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春阳的那篇论文，关于旧白话与新白话。

 

其次是关于人生，鲁迅常说可以肯定的当然是死，大家的归宿都一样的，是坟。鲁迅把他最早的文章集子取名为坟，也是大有深意的。陈丹青在讲座里也常说，关于将来，肯定的结局是殡仪馆。大概是受鲁迅影响的吧。

 

第三是关于中国现状，他同样是看得很清楚的。至于其他，例如对于自己有朋友的回避评论，其体贴也可见出其为人。

 

鲁迅之后，好的真文已近乎绝迹。好在，在陈丹青的文字里，还能依稀读出这种味道来，这大概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的幸运。

 

现场的交流互动少有精彩的提问，倒是陈丹青的回答依旧简单迅疾，巧妙幽默。这等温文舒缓而不时顽皮捣蛋、粗豪血性的声色，于无声之中国，已近乎广陵散了。

15日早错过了解志熙老师的课，下午错过了王风老师的课

16日错过了王申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以及与陈平原师的见面机会。晚上与分份师兄等共进晚餐，酒力不胜。

17日晚上依旧是电影夜。今夜看的是郝蕾的《第四张画》，郝蕾本人也到了现场，颇感惊喜。已经32的她依旧很年轻，穿的也依旧很清纯，说北大门口的煎饼果子不错。可惜片后的交流活动，北大学子们的问题实在太糟，令人怀疑他们究竟知不知道什么叫提问。好在郝蕾的答问言简意赅，颇为机敏，甚至还为一位同学冗长而混乱的提问做了四个精辟的总结，令我深为感慨。

小程很快就要来了。

补12月13日

十二月已过了近大半。今早辗转多次，终于找到了解志熙老师家。与老师攀谈了近半个小时。后至清华新斋304听汪晖老师的课。下午的主题是“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阐释”。由汪老师先做介绍，后由两位日本留学生做主题报告，讲得相当的好，其中一位的汉语操持得相当不错。后又有一位台湾大学的博士做发言。在长时间的报告完后，由汪老师做总结。课后找汪老师交流，谈及知识转变，接轨的问题。很多话都来不及和汪老师谈：一，师大后门有一琉球墓园，至今修缮完好，并予以保护，其意义何在？二，国际法体系与我番属朝贡体系乃是一种被迫对话的关系，虽是突变，却并不是一种绝对被动地适应，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主动对话的诉求需要。这就涉及了知识系统，思维方式接轨的问题。这其中也包含着知识构架下的重叠的问题，如何理解这种重叠，是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键。三，以闽南话为例，其中包含了中古音成分。例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现代汉语中确实不押韵，然而在闽南语中，“者”和“下”却是押韵的。可见一些南方的方言确实保留了一些中古音的成分，倒是后来的北方方言结合了更多北方游牧民族的音韵特征。总之问题还很多，只能等下周再与老师谈论。课后结识了日本留学生仓重拓，很风趣的一个人。

骑自行车回来已经快六点。吃了半斤水饺，回公寓读汪老师的文章。程发来了彩信，看到了她的新发型，确实漂亮了。晚上预报说有雪，但早晨醒来并无。看了14日早晨的新闻，曼联1:0小胜阿森纳，暂居榜首。

《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陈平原著，香港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最近十几年,我出版了若干著作，其中多有涉及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如此治学，说好听点，叫作“跨学科”；说不好听，则是“不务正业”。世人所理解的“正业”,就是你拿学位谋教职的那个“

学科”或“学科方向”。近年中国学界的一大迷思，正是这“独尊正业”,而极力贬斥“野狐禅”。谈“学问”而过分看重“学科”与“边界”，这可不是好现象。依我浅见，学者一旦“进入状态”，问题意识、论述对象、思想方法、文章趣味等交相辉映，左冲右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才是理想的学问境界；即便暂时做不到，也不该过早划定楚河汉界，以致限制了自家学识与才情的发挥。

　　答应香港三联书店，选几篇代表性论文，结成一册小书。为此而追溯自家学术历程，恍然发现，这些年虽四处游走，最用力且较有心得的，依旧还是文学史研究。当然，我所理解的“文学”，兼及古今，包孕文史乃至教育。因此，偶尔涉足学术史、教育史或文化史，不但不会妨碍、而且还可能促进我对“中国文学”特色、境遇及前景的思考。

　　有趣的是，不仅是“文学”,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没想到，转了一大圈，我还是回到了原先入门的地方。

　　说起来，对“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我还是颇多反省的。在《走出“现代文学”》（1991）中，我谈及这个学科的内在局限，以及如何看待若干学者的“走出去”与“打回来”；在《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1996）中，我谈及“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未尝不是好事；而在《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2006）中，我谈及作为学科或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或曰“中国新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遭遇强大的论敌，以致必须不断地论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其格外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也特别擅长思考过去、分析现在、规划未来。一再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陷阱与生机，希望经由一系列的反省与批判，实现创造性的“重建”，可见，本人虽不时有反叛的举措，其实还是对其相当迷恋。因而才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平日不大讲“现代文学”课程，可到了选“代表作”，一转眼就溜进这“爱恨交加”的“自己的园地”。

　　我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下的学科建制与教学大纲颇有差异。单就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而言，二十多年前与钱理群、黄子平合撰《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5）等，早已解决，且已被许多同行接纳。更重要的还在于，承认经由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努力，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存在巨大缝隙，同时，关注那深层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谈论“传统”与“现代”，兼及表层的断裂与深层的继承，在“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主要着力于后者，努力辨析“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这一思路的形成，最初缘于周作人的一段话。1928年，周作人为俞平伯《杂拌儿》作跋，再次阐述“复兴”与“革命”、“新”文学与“旧”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要追问的是，这条“河”为何埋入地下，怎样重获新生；如此既古又新，日后生机何在，该如何向前流淌；作为当代学人，我们是否有可能“介入”，以至影响其流向与流速。所有这些，都值得你我深究。

　　思考“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除思想文化潮流外，也格外关注学堂、报章、演说与文学生产的联系，这点，明显受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说的影响。在这中间，辨析大转折时代各种文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我的兴趣所在。此外，还有“一以贯之”的言说策略，那就是，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

　　这牵涉到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1998）以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的“导言”或“导论”中，我一再强调晚清与五四的合力——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正因为兼及“五四”与“晚清”，这种学术视野，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者，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自序”中，我曾谈及，对于学术论文来说，“重要的是论证”，而不是结论。如此立说，主要是不满足于当时学界流行的“思想火花”以及“主题先行”，感叹许多文章立意甚好，但缺一口气，煮成了“夹生饭”。对于学者来说，找到“好题目”不容易，把好题目经营好，做深做透，做到“题无剩义”的地步，这是一种“境界”。题目不好、资料欠缺或个人才华限制，那没办法；但如果“万事俱备”，而因为学者本人用心不足，疏于经营，导致论文(著作)太紧太松、太浓太淡、太肥太瘦，那可就太遗憾了。

　　什么时候仓促成阵，哪篇文章气定神闲，一般来说，作者本人心中有数。而所谓“文章甘苦”，也不只作者才能体会，有经验且不带偏见的读者，同样可言之凿凿。倘若学界评判与自家趣味合一，那就有七八分把握了。书中四文，大都在学界获得好评；更重要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给自己新办了一台THINKPAD，实现了高中时的又一个梦想，尽管现在看来早已跟吃麦当劳一样无甚新奇的。可我还是欢喜。巧遇段子一则：快速升级您的本本到 iPad：请ThinkPad 用户盖上笔记本并用黑色胶贴掉右下角Th、nk4个字母

09年过得实在太快，太多的事情来不及回想就已过去了。

2010年也过去1个月了。1998年的虎年，是我至今仍不能忘却的。从那年开始，发生了太多的转变，直至现在。

但愿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满心希望，我努力奋斗，我期待新的生活，我祝福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09年所有的一切都会沉入脑海。成为记忆大海里的一部分，供我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想与祭奠。

我们都在这样或那样的生活着。或者勇敢激情，或者平静安稳，或者苦闷消沉……新的一年只是一个人为的时间标记，一切都将朝着既定路线缓慢前行。

我们不纪念数字，我们需要的是提醒自己。它催促我写下这些文字，计算自己手中的盈亏得失

 

 

 

晚上重看了鲁迅纪录片，有几点感想，在此随便谈谈。

我没有什么像样的或自己觉得满意的文章，本不应对那些成了果的学者教授说什么的，但又觉得自己谈点自己的意见，也无什么不对。一是现在很多研究鲁迅的根本不懂鲁迅，装逼，学究气，迂腐气，表达浅陋，观点牵强重复。二是好的研究应该说别人想说而说不出或根本没想到的，而且要深，要准，要有扎实的论证和材料，表达要清晰，要有逻辑，而不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我自己往往做不到，所以既不敢说也不敢写，显得很胆小很没什么本事。这点上，陈平原，南帆做得很好，陈丹青的意思也很合我意。当然，他们都不是专门研究鲁迅的。

读了沈从文写鲁迅的文章，写得很诚恳，丝毫不像林语堂在日记里说鲁迅是神经病那般不懂事。

近来很多时间被无意义地花费掉了。论文写了一点，又停。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鲁迅常做账，毕竟不同于弟弟，他要支撑这个无父的家。鲁迅常记日记，如同给自己的时间做账。他的日记，他的小说，他的散文，就常是账。

近来买了新印的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词典》。很早就想买了，可惜太贵，毕竟人家印得挺不错且含版权。因为有用，且有双语，想想就买下了。也想起了老何，不知他买了没，最近又在忙什么。很久没消息了。

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是出来挺久了，看看，觉得还不错。在此推荐

补：听家建院长的课，他谈到的鲁迅杂文中的对话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是时候了——玩过了政治，玩过了哲学，后来又大规模地玩过了金融，现在轮到玩历史了。某些人的伟大才情即是，魔术般地将历史改造成有趣的玩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历史是一个令人苦恼的存在。维护历史的遗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以至于穷人必须掂量一下配不配拥有历史。现在好了，历史光荣地成为一个获利的行业。门可罗雀的历史系一时人声鼎沸。枯燥的历史典籍、乏味的考古材料以及尘封已久的野史笔记无不成为娱乐圈的淘宝仓库。

一些人肯定对于“玩历史”的贬义表述痛恨不已。他们的面孔铺上了一层严肃乃至悲壮的表情，口口声声都是子曰诗云。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他们授予自己文化复兴者的称号。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那一批人狂妄自大，胆敢践踏孔家店。数典忘祖，罪莫大焉——现在已经到了续写历史的时候了。克已复礼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商业社会物欲横流，如果只有购物中心、银行、汽车或者电视、手机、互联网——如果没有孔孟之道，人类终将堕落在纸醉金迷之中，甚至万劫不复。于是，他们开始倡导读“经”，并且不失时机地动用了“国学”的名义。一国之学，威仪堂堂。当然，仅仅在教室里吟诵“君子和而不同”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声势有限，他们干脆儒冠儒服地来到孔庙焚香跪拜，信誓旦旦。

蛰居于学院里的那些白发苍髯的文化大师令人景仰，可是，他们的身后常常尾随了一批势利之徒。老先生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皓首穷经现在竟然与一句时髦的广告用语衔接起来了——商机无限。训诂字句这种繁琐的活计只能搁在后台，重要的是，义理的阐发必须与企业的战略或者工商管理衔接起来。当然，如果可以证明李白武功卓绝或者李清照曾经移情别恋，这些资料一定重金收购。总之，利用历史文化淘金的时候到了。否则，我们百般辛苦地和历史练什么？一些明星教授到了电视演播厅伶牙利齿地宣讲《论语》或者别的什么经典，启蒙的工作似乎功德无量。然而，大多数真正的启蒙工作者——例如，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挣得到他们的巨额出场费吗？我们还是不要自欺欺人吧——这显然是学术加盟娱乐圈的盛大表演。另一些胃口更好的人正在高瞻远瞩地盘算，如何把历史端到一个更大的柜台上出售。例如，构思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开价300个亿，这一笔生意可以获利几许？我的心目中，令人惊奇的毋宁说是这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人蝗虫一般地聚集在儒家学说周围？难道我们真的看不出来，这一切与儒家大师教诲的“敏于事而慎于言”或者“安贫乐道”的距离有多远吗？

当然，聚集在儒家学说周围多少得读几本经典。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的人只能徘徊在历史之外。然而，近期的情况有了改观。一个时髦的概念拯救了许多人——中国元素。还有什么必要吃力地啃古籍呢？只要罗列诸如琴、棋、书、画或者竹、梅、松、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反复呈现的意象，许多人就会欣慰地觉得，历史终于回来了。因此，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调集了一些《论语》、传统戏曲、太极拳或者笔墨与国画的片断，那些苛刻的批评家立即如痴如醉，热泪盈眶：这小子不愧为龙的传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想一想，这个光、声、影的嘉年华会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简约神韵究竟还有多少联系。

既如同启示又如同讽刺——中国元素这个词的广泛流行源于美国好莱坞的一部影片《功夫熊猫》。对于熟悉中国武侠小说的人说来，这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一只笨拙的、同时又极其向往“功夫”的熊猫终于战胜了自我，练就一手绝世武功，并且成功地狙击了雪豹的暴动。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影片之中无所不在的中国元素。熊猫无疑是中国的宝贝；此外，我们还可以挑出一大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门意象，例如卷轴，汉服，宫殿，龙头，鞭炮，面条，轿子，瓷器，庙宇，豆腐，牌坊，斗笠……当然最重要的中国元素即是“功夫”——由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这一批影星以及大量香港武侠影片介绍给世界的中国武功，包括螳螂拳，猴拳，蛇拳。据说，《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波恩曾经以美国式的修辞公开表示了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神往——他说，《功夫熊猫》是“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我们可以礼貌地向马克•奥斯波恩导演报以微笑，但是，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这是娱乐而不是历史。可以预料，还会有一些聪明的导演别出心裁地调动中国元素包装为风味十足的仿真版历史。然而，导演脸上故作深沉的表情无法迷惑我们。我们不会轻易把历史与传统的重量赋予这些零星的文化碎片。一堆积木搭盖的楼房与摩天大楼的距离有多远，中国元素和历史与传统的距离就会有多远。神奇的中国元素多半倾倒了西方，犹如教堂，城堡，风车，庄园，画廊，圣诞老人，钢箍长裙与高尔夫球组装出来的欧洲是一个招待东方观光客的形象。如果我们连自己也哄住了，那么，我们将辜负真正的历史与传统。

真正的历史与传统多出来的是什么？——千年不绝的血脉。西方可以品尝和赞叹中国元素的异域情调，然而察觉不到血脉的相承，察觉不到我们这个民族抛不开的奇特体验，包括我们的耻辱和不懈的期盼。《出版人》杂志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美国和加拿大网民曾经共同投票，挑选二十个形象的符号充当中国元素——即西方心目中的chinese element：  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泽东，针灸，中国烹饪。许多人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中国元素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旅行社的宣传手册。这里找不到《红楼梦》，更找不到鲁迅。

鲁迅的评价已经成为专业人士的一个分歧焦点。一些人一如既往地将鲁迅奉为伟大的旗手，另一些人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性格为人啧有烦言。鲁迅被排除在中国元素之外，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鲁迅的辛辣气味不小心就会呛着了西方友人；同时，他过多地热衷于“速朽”的杂文以至于没有多少可以向西方世界炫耀的鸿篇巨著。但是，鲁迅顽强地镶嵌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之中，如同一块撤换不下的拱石。他是我们自己的，他的愤世之言只有我们听得懂，并且痛彻心扉。讨人喜欢的苏州园林、京剧、兵马俑或者丝绸可以荣耀地列入中国元素的目录供全世界检索，鲁迅仅仅是我们的历史不可或缺的段落。这就是中国元素和历史与传统的深刻分歧。中国元素的文化渊源不可否认，然而，我愿意重复一个曾经表述过的观点：文史知识不等于历史感。

我已经听到了背后的嘀咕：有必要如此认真地折磨自己吗？往左或者往右，中国元素或者历史，无非游戏而已。的确，“戏说”即是他们对付历史的著名策略。从《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到《铁齿铜牙纪晓岚》，历史提供了多少笑声！为什么要贮存那么多血腥的记忆烦恼自己呢？“游戏”历史的最高版本的确就是游戏。日本的光荣公司终于将中国的《三国演义》改造成一款新型的电子游戏《三国无双》。关羽、张飞、赵云、吕布均以动漫人物的面目出现。他们在键盘的操纵之下大砍大杀，最终完成计算机程序赋予的使命。任何一种历史学派的观点都在这里寿终正寝，只有软件工程师和游戏者的拇指决定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这时，历史已经删除了全部意义，除了这些人物之间虚拟的武功较量。

可以与“戏说”相提并论的另一个策略是历史的“武侠化”。万象纷呈的社会被收缩为几个武侠的恩怨情仇，历史成了掌心的一团可以任意捏弄的橡皮泥。抛开烦人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就不会被迫解释复杂的、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所以，张艺谋的《英雄》可以把历史叙述得那么轻巧：那个雄视四海的秦始皇仅仅因为一个“剑”字就悟出了天下的至理，那个含辛茹苦、处心积虑的杀手仅仅由于一声劝解就放弃了致命的一击，舍身就戮。当然，他们开心地摆弄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为这些问题犯愁：如果历史的怨恨可以处理得如此简单，那么，现今的世界为什么依然烽火连天？设计故事的第一推动力，他们必须构思一些小仇恨，小嫉妒，例如争夺武林至尊或者葵花宝典。清一色的铁血男儿多半过于枯燥，他们时常怂恿几个师兄暗恋师妹继而导致仇杀，以至于坊间有“防火防盗防师兄”之讥。总之，金庸小说训练出来的想象力被带入了历史，所有的事件都变得轻飘飘了。我们的企图就是在史料之中发现各种有趣的噱头，例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最好可以追溯至某个女人的情史，拯救天下苍生的是一些武功超群的大侠，一本武功秘籍、一张藏宝图或者一种点穴的绝技乃是江山社稷的终极担保。至于经济史、交通史、科学技术的水平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统统拒之门外——那些鬼东西一点也不好玩。

从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某些耗资巨大的电影大片到书店里的各种秘史和真伪莫辨的回忆录，我们遇到的历史前所未有地丰富。然而，某些时候，扰人的历史会突如其来地现身，顽强地充当生活之中的累赘。某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一块地皮。拆迁之中，一批民房内部突然发现了一段古城墙。根据有关规定，古城墙必须作为文物加以保护，规划局开始重新考虑在这里修建一座主题公园。那些房地产开发商沮丧地愁眉苦脸——这种麻烦犹如秘密情妇意外地怀孕又不肯打胎一样。这个时候，他们的强烈愿望是，历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没有历史的日子里我们难道照顾不了自己吗？有趣的是，没有多少人谴责房地产开发商的实利主义态度。事实上，我们的教授和导演又会好多少呢？